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纲领——学习邓小平同志第四次文代会《祝辞》及其他

<正> 1979年10月,当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挣脱“四人帮”的枷锁起死回生、开始在思考、探索中前进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祝辞》以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卓识,正确总结了我国三十年来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全面地辩证地解决了文艺理论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方面的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它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对毛泽东同志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进行严肃的科学的分析,既敢于放弃某些过时的、不妥当的言论,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依据

<正>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涉及一系列理论问题,本文只是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依据谈点粗浅看法。 我国已进行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什么说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是什么?这是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目前有许多说法。有的认为应依据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发展状况,有的认为应依据新旧经济体制的变化;有的则说是依据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发展,等等。这种种说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我认为它的基本依据则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农村改革的性质和合作经济的发展

<正> 我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迄今已有七八年了。正因为如此,对农村改革的性质如何认识,就关系到对我国整个改革性质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对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仍存有种种怀疑,而且近来思想上有所回潮,诸如认为“家庭联产承包好是好,就是破坏了集体经济”;“说它一时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尚可,说它是社会主义的则很勉强”;“实质上是恢复了个体单干”,

国家所有制内含结构改革的分析与构想

<正> 我们把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分为范围结构和内含结构。范围结构是指在一定区域内或经济单位中各种所有制形式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内含结构是指某种所有制形式自身的所有权归属以及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关系。两种结构在实际生活中有着各种组合,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形。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是国家所有制在企业中的内含结构的改革。

社会主义平等是权利平等吗?

<正> 什么是社会主义平等的基本原则?在近年对社会主义平等问题的探讨中,最多一种观点是把权利平等看作社会主义平等的基本原则,认为它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平等优越于资本主义平等的根本所在。其实,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混淆了社会主义平等和资本主义平等的界限,因为权利平等恰恰是资本主义平等特有的原则。

社会结构论纲

<正> 我国的改革正在走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创建自己的模式。所谓“模式”,顾名思义,就是指一定社会结构的具体模型和方式。所以,探讨建设模式问题有赖于对社会结构研究的深化;而推进深化的关键之一,就是要面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现实。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基本观点,广泛汲取当代社会学有关优秀理论成果,从多元化视角和层次上来投射社会结构,在多侧面上加以剖析,才能展现出社会结构和模式的完整形象,借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建设。循此思路,我认为,考察社会结构的着眼点应有如下几个方面。

敏捷性思维初探

<正> 敏捷性思维是指人们的思维速度和效益。在一定的时间内,人们的思维成果越多,效益越好,其敏捷性思维的水平就越高。人类思维发展史表明,人的思维敏捷性程度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在古代,由于科学不发达,生产力落后,以及人类对思维本身认识的局限,人的思维不仅只能直观地、笼统地看待外部世界,而且也只能缓慢地、大致地考察事物。到了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以及人们对自身思维认识的发展,人类思维的敏捷性程度才大大提高。而今,人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敏捷性思维已成为很重要的思维方式。因此,研究和训练敏捷性思维,对于提高我们民族的思维水平,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没的步伐,具有重要意义。

“实学”辨析

<正> 我国明清之际曾经出现过一个以朴素唯物论为理论基础的“经世致用”思潮。在这一思潮指导下,许多学者强调学问须有益于国计民生。它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应予肯定。然而,“经世致用”这一思潮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任何思潮都与它前代思想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都必须以“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思想资料作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经世致用思潮的出现与明中叶后期开始的“实学”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是这一思潮的发展。

朱光潜前期美学思想的哲学属性

<正> 不少同志认为: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思想曾发生过大的转变,以五十年代的美学讨论为分水岭,将他的美学思想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基本上是主观唯心论的美学观;后期,特别是“文革”之后,他的美学思想才发生质的变化,成为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 笔者认为,朱先生的美学思想诚然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但是,这两个时期的美学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并没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前期朱光潜,在对西方美学思想进行扬弃的基础上,形成“美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的美学观,后期朱光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文艺美学思想,进行更加深刻的美学沉思,提出“美是主客观的统一”这个新的命题,标志着他的美学观实现了由朴素唯物主义走向辩证唯物主义的进步。也就是说,朱光潜前后期美学思想的哲学属性是一致的,都属唯物主义一家。

《辨骚》新识——从博徒、四异谈到该篇的篇旨和归属

<正> 《辨骚篇》在《文心雕龙》中属“文之枢纽”的五篇之一,在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它现在仍然是“龙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历来围绕《辨骚》篇争论的根本问题是:该篇之旨是崇骚还是抑骚?近年不少学者对把该篇看成“崇经抑骚”之作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并指出其旨不在“崇经抑骚”,而是要通过“辨”《骚》(《楚辞》)与《经》(《诗经》)的异同总结文学发展的新变规律。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但不少论者在肯定这一点时,仍把“博徒”、“四异”看成是贬义的,结果又把刘勰看成是“前贬后褒”、自相矛盾的。这样,“崇经抑骚”的帽子还是没有彻底从刘勰的头上摘下来,刚前进了一步的认识又停滞了。在笔者看来,无论《辨骚》,还是《文心》全书,都不存在“崇经抑骚”的问题。之所以产生这个看法,无疑与论者对“博徒”、四异的理解仍囿于旧说有很大关系。

晚明审美思潮和散文美学

<正> 明代中叶以后至晚明,和社会结构同步变迁的是,人的心理和审美心理结构。共同的审美心理和意识的汇合,遂形成为特殊的群体意识——审美思潮。晚明的审美思潮的有机表现方式存在于理论和作品中间。诚然,小说、戏曲等审美样式得其风气之先,而在散文上也有明显的体现,奠定了晚明散文美学的特殊性质和形态。

绮而有质、艳而有骨——初唐歌行略论

<正> 一 初唐时期,诗坛上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便是歌行体篇什的大量涌现,形成了唐代歌行体诗发展的第一个洪峰。 “歌行”之名,由来既久。汉乐府歌诗便多以“歌”“行”名其篇什,如《降神歌》《天马歌》《饮马长城窟行》《东门行》等等。“歌”似乎多“用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郊庙歌辞,“行”则多用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民间吟唱。后来演为歌行一体,不再有这种用途上的差异。歌行体诗,音节、格律、句式都较为自由解放。形式采取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纵横捭阖,富于变化。进而可言,歌行这种体裁,在诗歌诸体中是最活跃的、因此也最易于发展。“歌行”,在汉代是被之管弦、配以律吕的。“歌”自然是由人歌唱的,而“行”本身就是乐曲之意。所谓“行者,曲也”。

论刘禹锡诗的艺术追求

<正> 作为崛起于中唐诗坛的一支异军,刘禹锡诗有着自身的卓异面目和独特风貌,这与诗人别具一格的艺术追求自不可分:他把“境生于象外”视为诗歌艺术美的极致,为使其诗具有“象外之境”而作了锲而不舍的努力。 唐诗发展的浪潮由盛唐泻入中唐后,出现了九曲回环、九派分流的局面。大历年间的相对低潮过去之后,贞元、元和之际再度掀起了涛飞浪卷的洪峰。时代所造就的一大批诗人沿着不同的道路登上了诗坛。他们都不愿“随人作计”、“袭人衣钵”,纷纷将探求的触角伸向新的领域,以各不相肖的艺术实践,促成了中唐诗歌的繁荣,而繁荣的主要标志便是风格和流派的众多。中唐诗坛最有影响的是元白和韩孟诗派。元白诗派以平易通俗见长,韩孟诗派以奇险怪僻见长。尽管他们在风格上的差异很大,却有一个共同的缺陷,

晚清启蒙思潮辨析

<正> 晚清中国社会出现的启蒙思潮的内涵,广义地讲,包括了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富国强兵、独立自主的爱国主义思潮,反对满洲贵族的腐朽统治、恢复汉族政权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思潮。狭义地讲,启蒙思潮仅仅包含上述最后一个方面的内容,即反对封建和迷信,提倡民主和科学,宣扬资本主义政体形式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主义思潮。这三种社会思潮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并行不悖且有密切联系。因而有必要对近代中国这三种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以及启蒙思潮与传统观念的关系加以辨析。

论南宋科举中的“类省试”

<正> 南宋时期的川陕地区:包括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夔州路和利州路。从高宗建炎二年到理宗端平以前的百余年间,这一地区实行着相对独立的科举取士政策,即“类省试”,简称“类试”。川陕类省试是南宋科举制度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礼部省试的一般权限和职能,而且更富有独立性与特殊性。如果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作用之一视为宠络士子的话,那么,它在川陕类省试中则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何况类省试的目的和作用远不局限于比,它对川陕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南宋王朝的巩固都起过不可泯灭的积极作用。因此,本文试对川陕类省试产生的主客观因素、存在形式、利弊与影响等问题略作探讨。

“八王之乱”爆发原因新探

<正> 历来,对西晋“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论述颇多,有人认为西晋门阀制度是根本原因;有人说是晋武帝分封宗王所致,亦有人认为是派遣宗王出专方面重镇导致;也有人说是武帝选嗣和选辅政大臣不得其人。凡此种种,各从某一角度分析“八王之乱”的爆发原因。然而笔者认为,如果从各方面作综合分析,大约比较容易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因此,笔者以综合论的观点,提出些粗浅看法,供研究者参考。

《中国红军长征记》一书的特色

<正>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前夕,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郑广瑾、方十可撰写的《中国红军长征记》一书。曾经在长征中参加过重要活动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伍修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为该书题了词,军事理论家郭化若将军为该书题签了书名。这是一部记述长征的史书,是一本以60余万字的巨篇写成的比较系统、比较完整地记述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史。中国工农红军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举行的闻名中外的长征,是中国近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几十年来它吸引了千千万万人,教育和鼓舞了几亿人,使人为之倾倒,为之振奋,人们多么盼望能读到一本详尽记述这个人间奇迹的史书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本书应运而生了。

《中州学刊》一九八七年总目录